甲烷的暖化效应是二氧化碳的120倍，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。

山西省沁水盆地东南边缘，装机容量120兆瓦的寺河电厂连日来高速运转。与大多数电厂不同，其所用燃料并非燃煤，而是来自附近寺河煤矿、浓度在30%-50%的煤层气。作为亚洲单厂规模最大的瓦斯发电厂，该厂年可消耗井下抽放瓦斯3.85亿立方米，折合纯甲烷1.79亿立方米。

　　“以甲烷为主要成分，每利用1亿立方米煤层气，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50万吨。若不加以科学抽采，其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强23倍。除了生产过程，矿井开采之后遗留的采空区也蕴藏大量煤层气，久而久之很容易释放到空气中。仅山西一省，大约就有3000平方公里采空区。”华新燃气集团蓝焰煤层气公司执行董事田永东告诉记者。

　　甲烷减排，刻不容缓。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近期发布的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明确，要“加大甲烷等温室气体控制力度”。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李高于近日透露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生态环境部将制定相关行动方案，推动油气、煤炭等领域的甲烷控排工作。“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，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已达到20%。未来30年，甲烷排放若能减少50%，对全球温升的控制接近0.2摄氏度。看起来不起眼，但现在温升已经超过1.25摄氏度，减少0.2度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。”

　　我国有一半左右甲烷排放来自能源生产活动，这意味着油气、煤炭领域的甲烷减排行动箭在弦上。

　　企业缺乏加大减排投入的主动性

　　在大气中，每千克甲烷的气候暖化效应是等量二氧化碳的120倍，且排放20年后，该数值仍高达84倍。国际能源署（IEA）发布的《世界能源展望2019》显示，以泄漏最严重的10%煤矿来算，甲烷暖化效果与其开采出来的煤炭全部燃烧相当。

　　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长韩甲业告诉记者，即便停止生产，废弃矿井仍会持续排放甲烷。“以井工开采为主的方式，遗留下大量瓦斯资源。在生产过程中、矿井关闭后，采空区产生裂隙，井下瓦斯由此散发到地表，这就是一种甲烷排放。目前，我国对废弃矿井瓦斯利用尚处于摸索阶段，研究表明，到2030年，我国废弃矿井数量将达到1.5万处，若不加以控制，排放将随之大大增加。”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煤炭行业的甲烷减排潜力巨大。“近年来，我国在煤矿瓦斯及煤层气抽采方面取得很多进展。但与其他领域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，抽采的首要目的是保障煤矿生产安全，对减排的认识则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煤企人士坦言，从开采、加工、运输到使用，煤炭全生命周期均有甲烷排放，而减排就伴随着一定成本，“若不是出于安全生产要求，或采出有经济效益的煤层气资源，企业很难主动加大减排投入。”

　　类似情况，也存在于油气领域。目前，油气行业甲烷控制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，一是作为资源利用，企业主动回收；二是在污染防治要求下，协同控制甲烷。“甲烷是天然气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油企更多将其视为一种资源，即便回收利用，第一也是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。”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张建宇直言，尤其在“30·60”双碳目标提出之前，甲烷减排还未上升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高度，“未来，随着回收利用成本逐步提高，若不加严要求，企业进一步减排的积极性难免下降。”

　　面临技术、成本、管理等多道难题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甲烷减排还面临技术、成本、管理等多重难题。

　　“我们去过英国、德国等地，考察废弃矿井瓦斯抽采利用。在矿井关闭之前，通常有专门的公司去做井下疏通、封堵等工程，提前做好准备，正式停产即可开展下一步工作。我国不但缺乏这样的专业公司，有些工作甚至还处于空白。”韩甲业举例，煤矿关闭，原有采矿权随之注销，废弃矿井瓦斯抽采利用的矿权如何申请、程序是什么等，暂无明确政策依据。“煤矿关闭后涌出大量矿井水，如果前期筹备时间过久，矿井水一旦充满采空区，想再抽采利用瓦斯都难。”

　　韩甲业还称，为稀释瓦斯浓度，煤矿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通风，大部分甲烷因此释放到大气中。“这部分瓦斯的体量非常大，约占煤炭行业甲烷排放一半以上。但因浓度多在0.2%-0.6%之间，极低浓度导致其利用难度很大，即便是国内已经运行的示范项目，不少也因经济性不佳而暂停。如何实现‘能用尽用’，降低减排成本，对于提升减排效果很关键。”而据统计，在煤炭行业排放中，80%左右的瓦斯浓度均低于1%， 实现安全、经济利用仍是一大行业难题。

　　由于排放较为集中，油气行业减排相对容易，初期成本也比较低。但到达一定阶段之后，减排成本会呈非线性上升。“甲烷是一种重要商品，油气企业有回收利用的内生动力。这些年也做了大量努力，但有些减排技术并不适用，有些减排成本比较高。”中国石化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绿色低碳处副处长王之茵称。

　　一位来自中国石油的人士表示，不同石油公司的甲烷排放强度差别较大，其中欧美公司较为先进，我国处于中等水平。“国外公司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减排方式，通过卫星、无人机等遥测来监控泄露数据。我们认为，要做到彻底减排，需要对每一口井精准管理。比如通过系统建设，测出每个点的泄露情况，提高泄漏点修复率。但从实际来看，对那么多监测点进行投入，规模大、成本高，不太现实。”

　　张建宇也称，能源行业甲烷减排的管理水平亟待加强。“以油企为例，目前普遍采用排放系数核算法，得出一年的排放水平。但不同企业之间的开采、生产技术及设备新旧程度存在差别，通过实地监测法摸清底数，在可靠数据的基础上对标管理，才能弄清楚采取哪些手段、可降低多少排放。”

　　加大减排和利用才是最终目标

　　值得关注的是，部分企业已率先宣布甲烷减排目标。在3月29日举行的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上，中国石化董事长张玉卓表示，中国石化承诺到2025年，将甲烷排放强度降低50%。在早前发布的《甲烷排放管控行动方案》中，中国石油方面表示预计到2025年，将甲烷排放强度在2017年的基础上降低62.3%，实现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提出的甲烷排放强度控制在0.2%的目标。

　　“我们将从政策、技术、标准等方面采取措施，推动形成控制甲烷排放相关体系。”李高透露，下一步将修订煤层气（煤矿瓦斯）排放标准，强化标准执行，完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资源管理办法；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，在减排的同时想办法实现更好利用，与企业共建一批推动甲烷控制和利用的示范项目和工程，达到降低减排成本的效果。

　　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管理学院教授张博称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国对甲烷减排的顶层设计不足，现有管控措施多出于安全生产、能源利用等考量，缺乏促进减排行动的纲领性、可操作性制度。此外，我国对人为源甲烷排放的认识仍不完整，基础数据不确定性普遍较大。“甲烷排放来源复杂多样，涉及行业的差异较大。建议基于国家级、省市级、企业级清单编制方法，建立独立、可靠的实地监测机制，形成完整、准确的清单数据库和分析平台，提高数据透明度，积累甲烷排放监测、报告与核查经验。尤其是能源行业，减排潜力巨大，应作为前期减排对象与能力建设的关注重点。”

　　田永东认为，将煤层气利用纳入到碳交易市场，可进一步体现碳减排的市场价值，反过来也能推动其开发利用。“近年来通过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，寺河电厂就额外创收6亿元，这笔收益再用到煤层气开采利用上来，进而实现良性、可持续发展。”

　　“甲烷减排兼具环境、安全及社会等多重效益。数据只是基础，减排和利用才是目标。”张建宇表示，除了成本投入，能源企业也要看到甲烷减排带来的经济效益、就业机会等，应将其纳入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体系，加强管理、提早减排。